赛马运动在上海迅速融入市民生活,因为它与中国原有的赌博文化相契合,提供了普罗大众通过下注参与娱乐的方式。
19世纪下半叶,上海跑马厅的主要功能是巩固外侨社群的向心力,并通过赛马和划船等运动消耗年轻外侨的精力,减少他们闹事的机会。
叶子恒无法加入上海跑马总会,主要是因为俱乐部的排外性和复杂的投票制度,尽管他有经济地位和社交关系,但仍未通过投票。
中国赛马会的成立使得赛马文化从外国人传到中国上层,再传到中产新兴阶级,但由于成员多为青帮,导致赛马文化的阶级性被打破,出现了失控现象。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并未禁止赛马,而是将欧美马主换成日本和华人马主,拍卖欧美人的马匹给华人,尽力维持赛马活动,以示战争未影响日常生活。
1949年后,上海跑马厅被人民政府接收,凯瑟克家族主动捐献土地,人民政府选择将其改建为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象征着土地从外国人回归人民。
香港的赛马运动与上海有紧密关联,规章制度和马匹选择与上海同步,且在1949年后得益于上海人的迁移,继承了上海的赛马文化和资源。
源自英国的近代赛马运动,在帝国殖民与扩张的航程中,于世界各地开枝散叶,并在各文化的土壤中“转译”、兴衰。赛马不仅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更是文化交融与冲突的缩影。在上海,赛马运动如何从一项外来事物,逐渐融入市民生活,成为老上海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被浜水隔离的看台之后,投射出了什么样的华人境遇?叶子衡、杜月笙、张啸林,叱咤风云的上海滩华人名流如何与赛马结下不解之缘?“马照跑,舞照跳”,跑马厅如何从帝国主义的象征,转变为人民的广场?旧世纪的喧哗与骚动,回声在尘土飞扬的赛马场。欢迎收听本期嘉宾《狂骉年代》作者张宁老师带来的精彩讲述!
程衍樑(微博@GrenadierGuard2)
张宁,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交流史,著有《异国事物的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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