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们越来越关注将来养老资金的筹集、如何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如何阻止人口总量下降等问题。然而，人类遇到的问题恐怕并不是这么简单，也不是那么悲观。就人口结构而言，人类或许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遭遇的是千万年不遇的大转折。

人类历史上各个区域、各个群落经历过无数的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大多数是因为自然灾害、瘟疫、气候变化、战争等因素造成的。其中尤其是战争，不仅造成人口数量的大幅度下降，也会带来人口中男女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剧烈变化。但随着这些特殊事件的结束，人口结构很快就会恢复我们认为的常态。马尔萨斯等认为，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物质供应会更加丰富，但这增加的供应很快会被增加的人口所消耗，于是会出现灾害、瘟疫、战争等调节人口数量，同时人类自身也在不自觉地改变生育数量和频率，以应对环境的变化，从而调节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可以说，在前现代社会，人类人口结构虽然总是在变化中，人口总量随着物质供应的丰富不断增加，但总体上保持着人口结构的常态。

现在进入的“老龄化”社会，是在这样一系列背景下出现的：首先，人类科技快速发展有效解决了人类生存的物质供应约束，可以说，现在在总量上不存在物质供应不能满足人类生存的问题。现在还存在饥饿和贫困现象，是人类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其次，由于科技的进步，人类生育意外和婴幼儿死亡率大为降低，数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记；第三，因为营养充足、居住环境改善、医疗发达，人类意外死亡率也大为降低，寿命延长。所谓寿命延长，不仅是平均寿命这个数字，而是人们普遍的长寿。在前现代社会，长寿只是极少数人，绝大部分人类没有机会长寿。所以，只要人类的科技继续发展，人类就有能力保持普遍的长寿。除非发生毁灭性的气候灾害和战争，否则，在主要国家和区域，65岁以上人口占25-30%将会是常态，促进生育也不可能改变这一趋势。既然是常态，那么，在未来也就无所谓“老龄化”了。

因为人口结构这样的大转变，对人类生存和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而不仅仅是如何筹集养老资金这么一个问题。

一、养老是任何社会都面临的社会治理问题。不同社会阶段需要探索不同的解决方式。

席勒在《钓愚》一书中说，美国人没有量入为出和储蓄的习惯，退休后的赡养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政府最初希望通过教育和引导的方式，让人民养成量入为出和储蓄的习惯，但是没有用，于是有了社保系统。社保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强制储蓄的作用。

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礼记》更将“人不独亲其亲”、“老有所终”、“矜寡孤独皆有所养”列为大同社会的必要条件或标志。“矜、寡、独”也是老去的状态，并且是无法实现家庭赡养的状态。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养老”，包括弱势人群的赡养就是突出的社会问题。孟子希望从道德层面倡导，《礼记》并没有提出制度性的方案，共同的是，养老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有如何养的问题，需要社会机制来解决。历史上，西方教会等组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则是宗亲体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总体上，中国历史上还是“孝道”、养儿防老、量入为出、勤俭节约等文化观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现代社会的老龄化问题与以往时代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老龄人口所占比重庞大，如果不能很好的安置，肯定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安定难题；其次是每个个体需要赡养的时间长度大大延长。以前社会一般可能需要赡养10年左右，现在起码是20年；第三是由于现代工业、服务业和城市化的发展，家庭单位越来越小，制约家庭赡养的环境；第四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方式。许多家庭成员都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学习、工作、生活。中国人虽然依然注重孝道，但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下，家庭养老难以为继。因为人的寿命延长，还出现了一个现象，当一个人退休进入被“养老”的行列，会赫然发现，他上面还有需要赡养的父辈，而对于他的下一代来说，则有两代老人需要赡养。如果再考虑独生子女因素，压力就更大了。

社会化养老，并且让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老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二、理性看待“人口红利”，让人口结构在发展中自然平衡

经济，是一种人类社会现象，所以人是经济增长的绝对动力，年轻人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关于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是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概念。所谓“人口红利”是占比较高且庞大的、低收入年轻人口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有认为，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庞大的人口红利。应该说，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有人口红利的因素，但其并不是绝对因素，占比较高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并不必然带来“人口红利”。

如果因为年轻劳动力人口占比高就会有“人口红利”，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改革开放前没有产生这样的人口红利，更不能解释在改革开放开始不久将“一孩”政策作为国策。同样不能解释目前世界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依然处于贫困之中。

单纯就人口红利的理论说，产生人口红利的重要前提是，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转移。没有这个转移过程，就只有农村过剩人口，而没有红利。一旦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结束，就来到了所谓“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消失了。这是对人类经济现象观察所得到的一个结论，实际上与人口老龄化无关。如果脱离农村过剩劳动力人口向非农业产业转移的基本条件，就不应该再是这个理论的解释范围。或者说，刘易斯的人口红利理论不能解释人口老龄化。我国前40年的高速发展，正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过程，为农村过剩劳动人口提供了充分的就业岗位。就这一角度说，刘易斯理论是有一定的解释能力的。

没有农村过剩劳动力人口向非农业产业转移，在其他状态下，就没有刘易斯定义下的“人口红利”，但人类的经济也还是需要增长的。就我国现阶段而言，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需要进一步推进城市化，需要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化，需要进一步激活市场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需要进一步推进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推进共同富裕以扩大内需。即使是刘易斯理论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转移，其重要前提还是市场化条件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只有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才能产生“人口红利”，实现有序转移就业，保证社会安定。

人口的年龄结构有没有可能回到以前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自然灾害、流行瘟疫、大规模战争的影响，就人类已有的科技能力、医疗卫生水平，人类依然会进入绝大部分人健康长寿的状态，60岁以上人口占相当高的比重。在前现代社会，人类在任何年龄段都因为营养不良、疾病、暴力及意外等原因有相当高的死亡率，许多人根本没有机会老去，更有不少比例的人口没有机会成年。

有没有可能通过提高生育率来提高年轻人的占比？理论上是可能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前现代社会有非常高的生育率，但因为所有年龄段的死亡率都高，进入老年阶段的人口相对很少。现代社会绝大部分人类都能进入老年阶段。虽然可以通过提高出生率确保老龄人口保持一个比较小的占比，但更多的婴儿未来都会老去。这意味着老龄人口的绝对量会越来越庞大，同样也意味着未来需要更高的出生率来确保老龄人口占比的稳定。这样的趋势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以这样的策略来阻止人类进入老龄化社会也是愚蠢的。人类即使现在殖民火星，火星很快也会承受不起的。

与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一样，人类社会在物种数量上可能有一种自然的自我调节机制。前现代社会生育率之所以高，并不是因为经济条件好、生活条件好，恰恰是因为要对冲各个年龄段死亡率高的风险。斯密在《国富论》写到他的观察，穷人生孩子的数量往往多于富人。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就是穷人由于生活困难，孩子的存活率低，而富人的孩子有充分的营养，有获得医疗的能力，存活率相对比较高。现代社会，城市生活、妇女走出家门等或许是生育率降低的显性经济原因。但现代人生育意愿降低、生育年龄提高、生育间隔拉长等，何尝不是对人类普遍寿命延长的一种自我调节呢？这或许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所以，尽管放开生育，让这只调节人口的“看不见的手”去调节吧，进入所谓的老龄化社会总比靠战争、灾难、疾病等方式来调节好。

三、重新划分人类的年龄段，重新安放不同年龄段人类的身心。

《礼记》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短短的107个字，很平淡，没有什么太过深奥的、难以企及的高标准道德要求，但仔细分析，几乎每一条都不容易做到，或者说人类历史就没有解决过这些问题。其中关于不同年龄、不同状态人的安置就有42个字，占了近40%。“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可见，每个人在社会中得到适当的安置，是任何社会面对的重大问题。“安身立命”，是每个人的头等大事，人所有的努力与奋斗，都是为了“身”“心”获得一个合适的寄托与安排。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其“身”“心”所安的要求是不同的。“安身立命”，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也需要社会提供适当的空间。

这些年，“中国大爷”、“中国大妈”成了新的流行词。中国大爷们背着单反满世界寻找美景；中国大妈们披着丝巾周游列国摆POSS。广场舞，不再是大城市的现象，而是遍及大小城镇的景观，这与老年人默默坐在路边墙根是完全不同的画风。表面兴奋热闹中，中国大爷、中国大妈们，实际上是在寻找“身”安处和“心”安处。

如果说以前60岁以上人群的年龄结构是一个陡峭的圆锥形，现在则是一个胖胖的秤砣型。60-80岁与40-60岁，是差不多庞大的群体。这其中，60-75岁人群大多数身体健康，思想活跃，与传统印象中这一年龄层次的老态龙钟完全不同，正是他们组成了中国大爷、中国大妈的靓丽风景。他们退休之时，既感到兴奋与幸福，又感到震惊与迷茫——因为终于可以轻松潇洒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而兴奋，都有信心活过90岁而感到幸福；但他们也突然震惊地发现，退休以后居然还有30多年的日子，几乎和工作的时间差不多长，不知道该如何度过这漫长的日子。当看世界变成打发日子，兴奋充实中也难免空落落。

可以说，现在与今后，60-75岁人群与75岁以上或者80岁以上人群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群落。所以，有必要对人类不同年龄段进行重新划分，但不是简单地把某个阶段的年龄拉长，比如把青年的年龄上限划到50岁或更高，而是需要增加分类。比如在传统的婴幼儿、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中间，再增加一个档次，把65岁到80岁称为“年轻老人”或“壮年”。“年轻老人”是客观描述，也有双向的心理暗示，“壮年”也是客观描述，身体依然强壮，壮怀依然激烈，当然更是鼓励。既然有了这一类别，就需要有相应的安置。

现在有提出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建议，还有建议鼓励退休人员再就业。这些都需要考虑，但也要注意避免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首先，由于年轻老人的总量与中年人、青年人的总量相差不大，退休年龄提高，中年人、青年人上升通道将会被严重堵塞，严重影响企业、机构和社会活力，这会成为企业、机构乃至社会的治理困境。其次，由于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创新层出不穷，一些企业不仅只招聘35岁以下人员，甚至不断在淘汰35岁以上员工。延长退休年龄，无疑会增加这方面的就业压力。第三，如果开设专招年轻老人的企业，作为特例或许可以，但考虑到企业的活力，恐怕很难成为主流模式。

年轻老人的身心安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治理问题。以前的无业游民，主要是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数量过大，就会影响社会安定。现在庞大的年轻老人，身心无定，同样有可能成为社会安定的隐患。解决这部分人群的安置问题，需要政府引导与市场发现。

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不必操之过急，可以考虑退休人员创业或再就业。“银发经济”不应该只是关注老年人的消费，还应该包括老年人口创造价值的一面。一方面，工作了三十多年，人的身心确实需要调整一下。先退休，调适一下身心，再选择适合自己的或自己喜欢的工作，创业或就业，可以重新焕发青春，更可以为社会创造价值。另一方面，由于有这一群体的存在，政策又有鼓励，市场一定会为这部分人群找到发展空间。农村过剩劳动人口转移到非农业产业能够产生“人口红利”，那么通过适当的政策鼓励、打开市场，年轻老人这一既有相当消费能力，又有创造欲望的群体也可以产生新型的“人口红利”。

政策上可以考虑：（1）允许并鼓励退休人员再就业或创业；（2）退休人员再就业或创业期间，照样享受社保待遇；（3）退休人员再就业、创业的工资收入免税；（4）退休人员创业，根据不同企业类型给予税收优惠；（5）退休人员创业，投资款退还已缴纳的所得税；（6）企业招聘退休人员再就业，可以参照福利企业的方式给予一些优惠政策待遇。当这部分人群的安置常态化后，可以考虑调整甚至取消这些政策。

当年轻老人寻找“我心安处”的时候，真正的耄耋老人遇到的是“如何老去”难题。以现在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及未来的趋势，家庭养老肯定不是最佳的选项。首先，从有利于老人身心考虑，康养机构不应该设在交通不便的城郊僻壤，那里虽然空气新鲜，但人气沉闷，老人并不喜欢每天看到的都是暮气沉沉的人们，他们需要亲人的关怀，也需要看到年轻的世界。所以，康养机构应该设在交通方便的城市中心地带，最好是在学校、幼儿园旁边，孩子课间的喧闹正是对他们心的安抚。其次，金融领域，除了提供养老资金上的服务，还要增加养老方式上的服务。比如养老信托、家族信托业务中，增加养老监护信托的服务内容。社会一般会为无人照顾的小孩指定监护人，却很少考虑为在养老院无自理能力的老人指定监护人。金融信托机构可以作为这样的监护人，即受委托对在康养机构养老的老人进行监护，监督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确保受信托的老人被有尊严地对待。信托机构可以聘用年轻老人担任监护巡视员，定期或不定期到养老院巡视，并代表老人的监护人与养老院方面进行交涉。这个工作或许是适合年轻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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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刘晓春

编辑 | 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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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年轻老人”：当老龄化成为常态，人类身心如何重新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