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陈沛文
黄
黄麒达
黄麒达：本书从纳粹法学家施米特的"双重国家"理论出发，批判了"有法律即有法治"的迷思，指出香港的司法体系在英殖民时期存在缺陷，中国政府利用这些缺陷加剧了香港的现状。通过对香港国安案件中陪审团制度缺失、法官指定等现象的分析，揭示了司法体系的操控和对公民参与的压制。此外，作者还探讨了香港终审法院中留任的海外法官的作用和局限性，以及法官在不公正司法体系中的困境。本书还分析了司法抵抗的两种模式：超合作运动和论述及意识抗争，并强调了新闻自由对这两种模式的重要性。最后，作者呼吁以更宏观的视野看待香港问题，避免"香港例外论"，并借鉴其他国家（如智利、南非、以色列等）的经验，探索香港未来的可能性。
陈沛文：本书以清晰的框架，结合国际案例，探讨香港司法抗争的经验，并呼吁以更宏观的视野看待香港问题，避免"香港例外论"。本书并非单纯的泄愤之作，而是通过对英殖民时期和中国统治时期香港司法问题的双重批判，试图说服更多中间派读者。作者在书中展现了对香港未来修复式正义的期许，这体现了其对社会和解的关注。
Deep Dive
为什么纳粹法学家的「双重国家」理论被自由主义者引用？
纳粹法学家斯密特的「双重国家」理论认为，在例外状态下，国家可以将法律暂时悬置，这种观点被自由主义者引用，用来分析中国在处理香港问题时的法律状态，尤其是当法律被悬置时，主权者（通常是行政机关）可以决定何时恢复法律。
什么是「夺舍」状态？
「夺舍」状态指的是香港在法律和制度上虽然保留了原有的形式，但实际的控制权和灵魂已经被剥夺，类似于僵尸化，外表看似正常，但行为和决策已不受原有制度的控制。
为什么香港国安法案件没有陪审团制度？
香港国安法案件通常由指定的法官审理，而不是陪审团，因为陪审团制度要求陪审员仅凭常识判断，而法官则有法律专业背景，国安法的设计旨在避免陪审团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确保案件审理的控制权。
为什么海外法官在香港终审法院的角色被认为是装饰性的？
海外法官在香港终审法院的角色被认为是装饰性的，因为国安法案件通常不会上升到终审法院，且这些法官的职责范围已被明确规定，无法参与国安法案件的审理，因此他们的存在更多是为了给人以法治仍在的错觉。
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之间有什么关系？
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密切相关，因为司法部门有许多不便直接处理或公开的事项，需要通过新闻自由来曝光和监督。如果新闻自由受限，司法独立也会受到影响，因为缺乏外部监督和信息披露，司法系统难以有效运作。
什么是「超合作运动」和「论述及意识抗争」？
「超合作运动」是通过法律系统的各个环节（如律师、学校、学院）合作，利用正规法律手段逼迫法官或法律系统交代其依据，进而推动法律改革。「论述及意识抗争」则是在法庭上利用申辩时间进行政治论述和意识形态的说明，不关心胜诉与否，而是通过公开辩论来影响社会意识。
为什么作者认为香港不应被视为例外？
作者认为香港不应被视为例外，因为通过比较研究，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类似的政治和法律环境下也经历了类似的法治崩坏过程。香港的独特性不应掩盖其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在法治问题上的共性，因此需要放下「香港例外」的视角，以更宏观的视野看待问题。
本章探讨了“有法律即有法治”的迷思，并以纳粹法学家的“双重国家”理论为例，解释了法律与法治之间的区别。同时，本章也讨论了法治的程度问题，以及为什么一些看似“过度”的法律行动其实是必要的。
- 法律的存在并不等同于法治的存在
- 纳粹法学家的“双重国家”理论可以解释一些国家的例外状态
- 法治具有程度之分，并非非黑即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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