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的行程结束后，两个月的时间，我几乎还在路上。三次返回新疆，两次穿越青甘，从陕北到银川，拍摄路遥、史铁生、张贤亮的文学现场，还跟踪了一只地质队和它年轻的项目经理。一个困扰着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人可以把工作和生活本身当成是意义，我们大多数人都只愿意把意义寄托在别处？直到巴黎，我大概得到了一个早就应该获得的答案。如果人们长期按照自己的观点指导自己的生活，那生活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我们对于工作本身抱着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所以我们总是在生活的真实现场焦虑，然后幻想别处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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