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衍樑:伯林与阿伦特的冲突根源于他们对自由、极权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等核心问题的深刻分歧,这种分歧贯穿他们的一生,并最终导致伯林公开表达对阿伦特的厌恶。
刘擎:本书作者志田秀树通过对伯林和阿伦特生平及思想的深入研究,以及对大量档案材料的挖掘,揭示了两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并对一些长期以来的误解进行了澄清。伯林和阿伦特虽然都关注自由和极权主义,但他们的知识背景、社会地位和个人心性都存在差异,导致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看法大相径庭。
包刚升:伯林和阿伦特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很大,这与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对自由和市场经济的关注有关。两人都具有东欧中欧背景,他们的思想也深受个人经历的影响。阿伦特的作品在中国更受欢迎,这可能与她的一些观点,例如“平庸之恶”,更易于被大众理解和接受有关。
刘擎:伯林更倾向于消极自由,强调个人自由不受政府干涉;而阿伦特则强调积极自由,认为人在政治参与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在对极权主义的理解上,伯林认为狂热的乌托邦式主张是其根源,而阿伦特则认为现代社会中个人主义和经济利益的泛滥是导致极权主义的重要因素。
在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解读上,存在诸多误解,例如对“平庸之恶”的理解偏差,以及对阿伦特观点的曲解。作者志田秀树对这些误解进行了澄清,并对阿伦特和伯林在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上的分歧进行了深入分析。
包刚升:伯林和阿伦特对自由的理解差异巨大,伯林更侧重消极自由,而阿伦特则强调积极自由和政治参与。在极权主义起源问题上,伯林更关注乌托邦式主张,阿伦特则更关注现代社会中个人主义和经济利益的泛滥。对“平庸之恶”的理解也存在误读,阿伦特并非认为每个人都很平庸,而是指在思想上缺乏思考的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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