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萧红没有表现出胡风曾在她作品里发现的那种国家民族主义热情（事实上在抗战后期，她甚至不再卷入全国作家抗战协会的反战宣传活动）。但作为被茅盾贬为“情感富于理智”的女性，萧红所投身的是另一场斗争。那场斗争没有赋予她任何义务去接受茅盾关于个人和集体的观念以及他关于社会、民族、战争的男性中心意识形态。对《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的作者而言，“生”与“死”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个人的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上，而不仅仅在民族兴亡。因此毫无理由把她“缺乏”“民族主义”热情看作是一种败笔或缺陷。茅盾所不能理解的是：萧红并非不想抗日或对民族命运不关心——她的困境在于她所面对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敌人：帝国主义和男性父权专制。
——刘禾《跨语际实践》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
刘禾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我在塑造一个人物时，我会让他有着张三的特点，又说出李四的话。我会重现我经历过的场景，场景里有我以前认识的人。我重新构建一种“真实”的体验，但和现实中的情况却不一样。我重新去营造那些“真实经历”留下的印象，或者是基于多年人生体验产生的幻想。我写的东西，很多都参照了真实发生的事情和场景，这些情景和人物重新组合，产生了小说中的故事。因此我距离我的写作越远，它就会成为自己：一部虚构的小说。我越靠近这个小说，进入这个小说，那些真实的细节就会占上风，这本书就不再是虚构的小说，它就会像一个不怀好意、肆无忌惮的备忘录，首先会伤害到我。因此，虽然小说里有自传的成分，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够远离我，能讲述出它作为小说的真相，而不是一些偶然发生的琐碎事情。
——埃莱娜·费兰特《碎片》
《碎片》
埃莱娜·费兰特 著 陈英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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