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读过20世纪早期的政论著作，都会注意到里面提到的现代社会的“大”。不管是工厂、轮船、公寓大楼，还是跨越天堑的桥梁，一切似乎都变得比以前更大。大工厂的产量比以前高得多，商店出售的货物种类比以前多得多，报纸的读者群比以前任何通信形式的受众都更大。 这种现象引起的反应各种各样。各类保守派抱怨说，现代民主只靠数量唬人，质量却不敢恭维。满心焦虑的自由派不知道怎么使“大”社会变成“伟大的”社会。他们的焦虑至少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担心个人在人群中会丧失自我，看不到生活的意义，觉得自己不过是工业机器上微不足道的螺丝钉，选举领导人的时候，自己只是投票站的一个号码。第二种是担心政府无力管理现代工业社会这部巨大而复杂的机器。经济的兴衰似乎超出了任何人的控制能力；经济衰退到来时，造成的不仅是生活的困苦，而且还有劳工骚乱和一个更大的危险，那就是工人阶级可能会发动暴动来推翻一切，摧毁财产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重演法国大革命的种种惨烈——事实证明，这个危险并不像左派所希望的和右派所害怕的那么大。第三种担心则正好相反，害怕政府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控制太过有效，或者是通过法西斯主义政权那种残暴的手法，或者是采用与古罗马的“面包加马戏”相似的收买人心的方式。
的确，本书最后这些章节始终显示了技术上弃旧从新与意识形态、哲学和政治上连绵永续之间的对照。也许可以断言，国家主义的实验已经失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任何推行斯大林式指令性经济政策的计划体制都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人们仍在思辨如何既保持自由市场经济的活力，又关注必然会落在后面的人的福祉，或如何建立强有力的行政领导，却又不致打开通向独裁的大门，或如何促进和平，同时又随时准备打仗。在一个有着70亿人口的世界上，现代社会遇到的问题似乎是史无前例的。毕竟，我们掌握了足以灭绝全人类的武器；我们可能会把我们的星球毁得无法居住；我们可能会耗尽资源，为争夺石油、水源或可耕地大打出手，使人类再次坠入黑暗时代。然而，虽然我们今天破坏地球并连带损害人类的能力远远超过了20世纪前所能想象的程度，但是对遭受损害的个人来说，其实古今并没有区别。身处蒙古铁骑经行之地与陷在B-52轰炸机的目标区同样恐怖，过去的社会同样因过度放牧、水土流失和耗尽资源而吃尽苦头。如果国家存在的目的也包括解决人的行为造成的副作用（这是个人和较小的群体所无法做到的），那么本书开始时提的问题就依然存在。我们该如何治理自己？我们该集体采取何种行动来解决我们集体造成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