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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书视汇 。这期我们讨论《官绅的荷包》，它是一本讲述清代精英家庭资产结构的书籍。你也对清代的听精英家庭资产结构感兴趣吗？看完本书你会知道，原来古人的资产结构中，越有钱的人家，固定资产的比重会越小。 本节目你将会听到：1.这本书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主要说的就是清代官员家庭的财产案例，下篇就是对这些案例进行量化分析，那从上篇的这里抄家的官员案例中，你对哪一个案例印象比较深刻。 本书侧重考察的是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安排自有资产的行为特征，也就是说，关注的重点不在于家产如何形成，而在于有了一定经济财力后如何安排。从这个角度看，财产来源、积累途径并不必然影响投资置产的一般选择。 资产是指“拥有经济价值的任何东西，金、银、钱，即“现金”财产，由于彼此有一定的换算比率，也相对容易处理；最难把握的是占据清单绝大部分，当时人所谓“金玉铜瓷”“珠石玉器”“皮张织锦”“绸缎布匹”“古玩”等物，这些物品往往价值不菲，不能忽略不计，但是具体的价值却很难确定。 银两在不同流通层面上有称重和纯度的差别 官方采用“库平纹银两”，而实际流通中则广泛流通“市平银”“色银”；此外，同样是官方称重，“库平”之外还有“关平”“漕平”“盐平”等其他标准；地方上也都有各自的使用习惯，如京城地区采用“京平”，苏州地区则广泛使用“市平元丝银”，广东一带普遍流通“花银”“洋圆”（外国币种，以墨西哥鹰圆为主）。所有这些单位之间价值有差。清代的抄产清单，质量较高的会将某些项目如田产等从当地计价标准折合成库平纹银上报，更多的则照原有计价形式登记 家庭资产结构或家庭投资理财结构是社会金融发展程度和现代化程度的一面镜子。那我们是否可以从家庭资产结构的角度探讨中国历史的变迁过程，或者，认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特征和性质。比如宋代是最早发行纸币的朝代，宋朝也有便于异地结算的“飞钱”“会票”制度” 2.李煦的家庭资产结构 《红楼梦》故事中有“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说，四家关系紧密，这在现实中确有原型。康熙时期的三大织造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便有这样的特殊关系，而三家同在雍正初年没落，更是印证了小说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说。 曹、李、孙三家，以曹寅与李煦两家关系尤为密切。李煦之妹（说堂妹）为曹寅之妻，且康熙四十三年（1704）之后，两淮盐政一职由二人轮流出任，关系更进一步。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寅病故，李煦自请接任曹寅盐差一职，并补其任上亏空，康熙批道：“曹寅与尔同事一体，此所奏甚是。惟恐日久尔若变了，只为自己，即犬马不如矣！此可证二人交情之深。曹寅病故之年，独子曹颙在康熙的钦点下接任江宁织造一 李煦有着与曹寅几乎相同的身份背景和经历：曹寅之母孙氏是康熙幼时保姆，而李煦母亲文氏也同是康熙的保姆；曹寅在督理织造和盐务之外，还承办着皇帝交代的其他差事，如受命暗中调查大学士熊赐履家产，而康熙也曾命李煦秘密调查两淮盐运使李陈常家产，再如二人与孙文成同奉命在扬州刊刻《佩文韵府》。但相较于曹寅，李煦在政治上似更“活跃”，并且更直接地卷入康熙晚年皇子的继承争斗中，因此李煦之败落早于曹家，与前述赵昌一样，几乎是雍正继位后首当其冲的治罪对象。雍正元年他获罪的理由是“亏空”，但背后原因应该是他与雍正的政敌、皇八子胤禩走得过近。康熙五十二年（1713），在胤禩党羽、江南总督赫寿的授意下，李煦曾用银八百两，在苏州买了五个女子送给胤禩，以示交好，这成为雍正初年李煦被问罪的罪状之一。作为康熙生前的心腹，李煦处存有大量康熙亲笔批复的折件，雍正下旨查抄李煦家产时特别吩咐“将查出之李煦奏折呈送前来”，最后从苏州共查出“御批折子四百零六件，未批折子一百九十三件”，总计599件。这些密折必含不少政治秘密，为雍正所关心，而且雍正也不会任其流散于外而可能给政敌以任何口实。李煦最后发配打牲乌拉，客死他乡。 这是对李煦京城家产简要的概括。奏折之后则附上了详细的清单，这是一份很少见的登录细致，且有逐项估价的财产清单（见章后附录）。清单内容归纳起来包括：（一）京城草厂胡同房、阮府胡同房、京郊畅春园房、房山县庄园房，总计四处，价值共12466两，其中，城内“草厂胡同瓦房”应即李煦在京住宅，因这处房间众多、建构豪华（“游廊十一间”），符合李煦的地位和生活水准，且后来被赏赐给雍正时代另一权贵年羹尧做宅府（“将李煦所住之二百三十六间房赏给公年羹尧”）[35]；（二）房山县丁（定）府新庄地1701亩，折银1701两（据此可推当时照1两/亩计价）；（三）绸缎布匹共470两（原载各项加总，后同），衣帽鞋袜及佩饰共192.7两，褥垫帐幔共8.9两，家具陈设及日用物品共924.09两，牲畜喂养共40.2两，总计价值“总计价值1665.89两；（四）京城家仆46口，折银510两；房山庄园36口，折银360两，总计870两；（五）“放债银”1412两。此外，清单上还列有李煦在京管事家人马二的财产。” 3.年羹尧的家庭资产结构 雍正初年的抄家以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年羹尧，《永宪录》对年羹尧案亦颇为留意，载其身世如下： 羹尧字亮工。奉天镶白旗人。庚辰汪铎榜进士。点庶常。至侍读学士。擢四川巡抚。军兴加总督衔。六十年八月陛见。赐上用服饰。擢制川陕。辞朝赴任。命侍卫佛伦、拉锡持茶郊送二十里外。当抚川时。年未三十。 1721）被提拔为川陕总督，而此前任四川巡抚时尚不满三十岁，可谓年少得志。有清史学家认为，年羹尧坐镇川陕，冥冥中已为雍正嗣位布就了形势；因当时对雍正帝位最有威胁的皇十四子胤禵（据说是康熙晚年所中意的皇位继承人选）在青海任征西统帅，年羹尧总督川陕，正达到钳制弹压之效。后来康熙驾崩，雍正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尧，皇位继承遂得稳固。 关于雍正继位与年羹尧到底有多大关系，学界至今无统一结论。然而雍正初年大力表彰和眷宠年羹尧之事确实存在。雍正元年（1723）三月，上谕“封太保川陕总督兵部尚书年羹尧为三等公”；继之十月，“诏拜太保三等公总督川陕兵部尚书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进爵二等公，以剿罗卜藏丹金”同年十二月，又封其妹年氏为贵妃，位次于皇后而在其他嫔妃之前[5]。雍正帝且亲与年羹尧言，“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另一批折中向年羹尧叙一趣事，临末称“闲写来令你一笑”。类此相昵之语颇多，年羹尧之承受殊宠其实已越常情。清代官方史录中多载年羹尧各种骄横狂妄、违制僭越，这其实岂是他本人一手造成？雍正的故意纵容、养其骄性不可忽视。 这份奏折概括出年羹尧杭州任所的资财：（一）金子2748.3两，金器簪子等物462.3两，银47924.2两，银器簪子等物2250两，又银550两、银壶1把、匙子9个（从井中挖出）；（二）房子，变价银1100两；（三）“细毛裘衣、古物、字画等”贵重物（已运往京城），其余财物折银8923.4两；（四）家人304口，变价3285两，骡马39头、牛6头，变价683.2两 从现有资料来看，年羹尧的积累之途有五” 一是皇帝赏赐 二是战事中劫掠 三是接受馈送 四是侵用公项 五是投资商业
田产价值的计价方式 一是以亩数计量，超过百亩者文献中多以“顷”计量 二是“以租计价”，即以年租来代表土地价值 房产估价 第一种估算方法是已知房间数，照一定房间单价推算价值；我们大部分案例的估价即用此方法 另外，房价不仅取决于地点、类型，也取决于规格 第二种估算方法是已知租银推算房产价值 “金银器饰的估价”金银器饰的估价，在清代多直接以重量计价（可能金银器饰一般纯度较高，故直接称重计量），折银时金按照当时金银比价，银则照原重折成银两 当然金银器饰有可能涉及复杂工艺，并不全照当时金银比价折兑 玉器珠石在贵重物品之中最难估价 朝珠是官员器物中经常出现的品种门类，大致上品级越高，材质越好，所值也就越贵 但皮衣估价也并非无规律可循，通常会在当地变卖处理。较常见的是日用器皿，主要包括瓷器、铜器、锡器、木器等，价值不高。 人口估价：入官人口凡年在十岁以上至六十岁者，每口作价银一十两，六十一岁以上作价银五两，九岁以下幼丁每一岁作银一两，未过周岁者免其作价 中国明清时期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是相当高的，这一特质充分体现在几乎所有类型的资产在当时都可以估价并以银两形式体现的事实中 实际上，即便在清代人自己看来，仅拥有土地和房屋也并不是富有的象征。1709年，康熙皇帝命自己的心腹、江宁织造曹寅暗中调查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熊赐履（时已退）的家产情形，曹寅回奏称，“湖广原籍有祖遗住房一所，田不足百亩，江宁现有大住房二所，田一百余亩，江楚两地房田价值约可七八千两……在外无营运生理之处，……未闻其向人借贷之事”，“较之汉官大臣内，亦属中等过活”。可见在当时，仅拥有田房产业，最多只能算“中等过活”，如果此外还“营运生理”“向人借贷”，才真正称富。 随着财富的增加，家庭投资的内容会发生转向，从而资产的组合模式会发生变化，早期以不动产（田房产业）为主，积累至一定水平后则为非实物性质的金融资产所超越。 作为非不动产类的实物性资产（财物）在家庭资产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仅次于田地，甚至超过了房产。 从文献资料反映的内容看，首先，各种首饰珠宝、绸缎布匹、服饰衣类，皆有与窖藏金银类似的储值功能，人们可以通过典当手段在有需要时将这类资产迅速变现，因此储藏此类物品具有一定经济功能 官员的等级尊卑等往往通过这一类资财得以反映和“表达”，例如服装衣饰（朝珠、朝服、帽珠等）的不同材质，皆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各类器物、古董字画的收藏也是文人雅趣品位的体现 首先，尽管清代家庭的投资理财选择还不是很多，但这些精英家庭基本都将家产分散于各类财富载体上，包括土地、房产、商业资产、金银珠宝、服饰器物，尤其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能已经忘记了绸缎布料、农用器具等也可以是跨期投资的载体，这些有价实物曾经都是重要的投资与避险工具，当然到今天，由于金融化的深化发展，人们不再把这些消费属性重的东西作为投资品看待。 基于这些清代家庭资产结构样本，我们发现，田地和房屋（不动产业）占比平均在42.4%，金融资产占29.5%，实物资产占20.8%，其他有投放在商业资产中者 在抄家风险高、私有财产得不到保障的环境下，田产和房产的“露富”特征太强，所以，出于规避政治风险和财产安全的考虑，清人的财富一旦超出一定水平（比如，一万两银子），藏富的压力就不断上升，一种做法就是把更多资产投入“无形”的资产类别之中，于是，就有了“财富越多，投入商业和金融资产的比重就越高”的规律 4.清朝官员财务是从何而来 “清代官员的法定收入，主要包括两部分，分为是正俸和养廉银” “俸禄根据职务和品级发放，文官、武官，京官和地方官又有差别。一般认为，清朝的官员俸禄承明制，官员正式的收入较低。品级最高的正一品和从一品官员，其一年的俸银为一百八十两，而从九品的官员只有三十一两五钱。地方官只有俸银的收入，而京官则还有俸米，正一品和从一品官员一年的俸米是一百八十斛，相当于九十石” 这一收入不足以维持官员的正常生活，因此被认为是导致贪污受贿的重要原因。官员为此采用的应对方式是征收耗羡，即在征税的基础上，以各种名义增加税收。这些增加的部分一般为地方官所使用。这一制度引发诸多弊端，直到雍正皇帝，才开始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这使得养廉银成为清朝与正俸并行的俸禄制度 “养廉银作为官员的津贴收入，文官和武官都有，其金额常常是俸禄的数十倍。养廉银经历过几次大的调整，大致在乾隆二十五年基本确定下来。总督的养廉银在一万三千两至二万两之间，巡抚的养廉银在一万至一万五千两之间。州县官的养廉银，知府一般在一千至四千两之间，知县在四百至二千二百五十九两之间。对于地方官和武官，养廉银的多少有较为清晰的记载和系统的整理” “对于官员而言，在当官收入之外，最为重要的两个收入来源就是土地和经商的收入。当然，这两部分收入实际上也是由当官的收入进行投资之后才能获得的。土地的收益主要来自地租，金融资产主要是用于当铺、借贷等生息，而商业活动则主要是与官方垄断经营比较密切相关的盐等经营” “对于官员而言，土地投资回报比较低但比较稳定，而土地的物理属性使其人人可见、难以隐匿，持有太多容易招致官方调查，因此，虽然土地作为资产的其他风险较小，但政治风险比较高。 对于金融商业资产而言，清代政府和之前的王朝一样，对于官员经商有很多限制，而且经商也不被认为是绅士的恰当职业，大部分绅士只对利润最高的商业活动感兴趣，特别是一些官方特许的行业，比如盐业” 即官员家庭总资产与收入的倍数越高，土地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就越低，官员的品级越低，其持有土地资产的比重就会越高。这可能是因为低品级官员的家产比较少，所以，即使总体土地资产不多（因此，招致的政治风险有限），土地占整个财产的比重还是会比较高，而且多增加的收入会高比例地继续用于购置土地 另外，由于清朝法律规定，在任官员不得在任所地置产，因此，官员所购买的土地主要在原籍。在方程4中，我们加入官员原籍地所在府的人口密度，一个地方人口密度越大，可能经济越发达，对于土地资产的需求可能会带来影响 综合之下，家庭总资产与收入倍数、官员品级和乾隆时期是三个最稳定，也很显著的解释变量，说明政治风险（抄家风险）、官员品级、皇帝治理风格都影响官员的土地资产配置比重 官员家庭财产的合法性程度越低，其持有土地这种容易引起注目的物理资产比例就会越低，而相对较为隐匿的金融和商业资产则会显著增加。 清代抄家书反映出的财富载体不再只是土地、房屋、金银、艺术品等实物资产，而且更有金融资产，包括借贷资产、信用工具，到后来还有股票、债券、信托等 普遍采用的一种家庭理财策略是：最大化地买房，而且是通过住房按揭加大杠杆，买上几套甚至十几套房子，最大化地投资房地产 5.书法、山水画、瓷器、玉石等艺术投资品为什么这么火呢 从财产安全看艺术品和其他隐蔽性强的投资品 艺术作为投资品或说“艺术品金融化”的历史已经数百年。在19世纪的欧洲，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家族的资产组合中就有很多艺术品，跟不动产以及股票、债券、黄金和珠宝整合在一起，使其家族财产的投资组合多样化 这些研究告诉我们，抄家风险是人治社会的现实存在，这对家庭的投资理财有非常具体的含义，要求个人和家庭在追求投资回报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不同投资品种所蕴含的不同惩治风险和抄家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不同的社会里艺术投资越来越火热。尤其是当人们的财富空前提高之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些富有但面对高职业风险的家庭：房地产不是很可取的，不仅容易“露富”，而且在被调查之时，房子是搬不动的，即使要卖，那也需要漫长的销售时间；如果把大量财富用于买股票、基金，或者放在银行，在关键时候，也不一定能快速变现，甚至变现后也未必能提现，因为现在银行提现超过2万元都要预约，而且现金的体积大、重量高；相比之下，艺术品尤其是明代、清代早期的画与瓷，体积小、重量轻但价值极高，几亿、几十亿的价值只需要小小的盒子就能携带，并且是别人不容易看到的。在灰色收入盛行的社会里，作为高值财富载体的艺术品有其独特的吸引力。所以，本书发现的这些清代家庭资产结构规律，不仅对我们了解中国家庭理财的历史有益，也对今天不同社会的家庭管理有现实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