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聽眾韋安平的疑問,為什麼美國一直支持以色列?世界舞台上為什麼以色列人有那麼多政治權力?
蘇老師好, 我最近開始聽你的播客,非常喜歡,學了很多中東的歷史和發生的事。我是臺灣華僑; 你的播客也幫助我練習中文語言。 你最近在一集播客說如果有關於以色列的問題,可以問。我有兩個問題。
--------------------------------------- 2. 從兩千年大離散到掌握疫苗戰略的以色列 2.1 猶太人在流離中滋養強韌的民族性 因宗教信仰與統治地中海東岸的羅馬帝國多神教信仰抵觸,猶太人在約 2000 年前,因不斷地掀起反叛以對抗羅馬帝國,而被多次軍事鎮壓。在西元 135 年時,羅馬軍團摧毀耶路撒冷的猶太聖殿,將猶太人全數驅逐出境,自此猶太人開始長達近兩千年的大離散(Diaspora)。 失去了國家與家園,只能寄居在不同文明及信仰的異國社會,辛苦卑微地求生存。即使分散各地的猶太人,從出生到死亡從沒實際踏足耶路撒冷,但每天禱告、猶太節日與重要場合交談話題,都是有一天要回到耶路撒冷。 寄居以基督教文明為主體的歐洲社會的日子並不好過。從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開始,就把猶太教列為異教與迫害的對象。猶太人作為在所處之地人數永遠居於弱勢的少數民族,很容易在多數民族殘酷統治時統治不力時,被君王當作代罪羔羊。因此,猶太人14 世紀在西班牙被迫害驅離、19 世紀在俄羅斯經歷兩次沙皇大屠殺、20 世紀 30 - 40 年代遭逢納粹大屠殺,以及 40 - 50 年代阿拉伯國家的驅離等,都顯現猶太人歷史上顛沛流離、受害的一面。 1881 年 3 月俄羅斯帝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遇刺,沙俄帝國政府將之歸咎於猶太人,繼位的亞歷山大三世因而對境內 500 萬猶太人展開全面性地大規模種族屠殺。在 1881 年、1892 年、1903 年的三次大規模屠殺,讓沙俄境內猶太人嚇壞紛紛舉族大規模出逃,在 1890 年至1930 年間,逃至美國新大陸的猶太人就超過 200 萬人,而到 1948 年以色列建國時,居住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則有 60 萬人。 隨著 1948 年以色列建國引發的第一次以巴戰爭,以猶太人的大勝作結,居住在各個阿拉伯國家中的 85 萬猶太人,紛紛受到當地政府的迫害與驅逐成為難民,好在當時以色列政府以大規模空運、海運方式,將這些猶太人接回以色列。因此雖然這些猶太人一無所有地來到以色列,但也靠一己之力與家人共同建立在以色列的猶太家園生活。 在 1990 年蘇聯瓦解後,最後一批大規模的蘇聯猶太人移民潮來到了以色列與美國,計有 110 萬蘇聯猶太人移民到以色列。直到 2020 年,從俄羅斯烏克蘭移民到以色列的猶太移民數量,仍居於首位與第二位,也有許多蘇聯猶太人移民到北美。這批蘇聯猶太人,包含當時蘇聯精英的科學家、醫護人員、技術專家、教授研究人員等,可以說以色列後來高科技發展與新創產業爆發,也是被這群蘇聯猶太人帶動起來的。 然而,移民美國的猶太人,也對美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
▲ 圖/路透 2.2 猶太人在美國的顯著影響力 由於歷史淵源,原本散居在東歐、前蘇聯地區、中東北非阿拉伯國家的猶太人,從 20 世紀開始就逃離遷徙,輾轉聚居在美國與以色列。 猶太人的外表面貌,與西方人無異,尤其是原東歐、西歐或俄羅斯出身的猶太人。即便如此,猶太人的世界觀、家庭觀與價值觀,卻與白種美國人大相徑庭。白種美國人崇尚自由主義、個人主義,18 歲就離家自創人生,靠學貸上大學,找好工作賺錢成家,買棟市郊房子、買輛皮卡車實現美國夢。而猶太人的人生目標,卻截然不同。 2000 年的散居過程中,猶太人靠的是血濃於水、無比凝聚的國族網絡關係,將宗教信仰、家族與個人存活綁在一起、互助共榮,因此猶太人家庭關係極度緊密。而在離散過程中被各國驅趕、迫害的經驗中,猶太人也學會唯有腦袋中的知識搶不走,其他再多金銀珠寶、土地產業,都是歐洲統治者隨時可以剝奪的。 與華人父母相同,猶太家庭十分重視下一代的教養與教育。因此,緊盯小孩課業、接送小孩上各種補習班與才藝班、存錢讓小孩上美國常春藤名校,都是猶太家庭的日常。從美國名校的入學開始,猶太學生人數比例就居高不下;到了畢業後,當其他美國學生在努力償還學貸時,由父母支付學費的猶太學生早以無債一身輕,全心打拼自己的美好人生。重視教育的美籍猶太人,也在頂尖的研究領域發光發亮。例如,美國籍的諾貝爾得獎人中,超過三分之一是美國猶太人;大學校園中,猶太裔的教授、講師也特別多。 猶太人建立起綿密的民族網絡,尤其在美國政界、商界、金融界影響力舉足輕重,美國前總統川普的猶太女婿庫許納的發跡,就是其中的例子之一。 在政界,作為少數民族,美國猶太人本能上對種族主義的反感,並堅定反對白人至上(White Primacy)的理念,在族裔政策上與黑人、拉丁裔、華裔等立場接近,有 95% 猶太選民支持民主黨,但這並不代表共和黨就能夠討厭或敵對猶太人。 在美國,猶太人在政界有超過其人口比例的影響力,雖然歷屆美國總統沒有一個猶太人,但美國總統候選人不分政黨都高舉猶太人,支持以色列,並抹黑對手是反猶太主義的或討厭猶太人等等。猶太人懂得槍打出頭鳥的老話、懂得在基督教文明為主軸的美國社會中惦惦吃三碗公,更懂得在幕後操控,比起直接出來掌控權力更加有效。
▲ 參考第 117 屆美國國會宗教組成席次,猶太教在眾議院的 453 席中佔 25 席(約為 5.8 %),參議院 100 席中則佔 8 席(約為 8.2%),若僅看猶太裔人數,在國會的所佔比例約 6.4 %,這樣的高比例加上猶太人居美國少數民族投票率最高的狀態下(84%),多能選出代表猶太人聲音或利益的國會議員 。(圖/翻攝皮尤研究中心)) 在商界與金融界,僅佔 2% 人口的猶太人創立大多數的大型對沖基金,其中包括 SAC Capital Advisors、索羅斯基金管理、Och-Ziff 資本管理、GLG Partners、文藝復興科技、Elliott 管理公司,以及大型公司如黑石 Blackstone、 Cerberus 資本管理、TPG 資本、黑石 BlackRock、Carlyle 集團、Warburg Pincus 與 KKR 等資本管理公司。 2.3 納坦雅胡與他的美國人脈 1949 年出生於以色列的現任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父親 Benzion 是歷史學家,祖父 Nathan 是一位猶太拉比(即猶太教師,如同基督教的牧師)。
▲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圖/路透) 納坦雅胡從小隨父母住在美國,1967 年從美國高中畢業後返回以色列服兵役,參與過多場以色列與週邊國家的戰役。1972 年起他赴美就讀麻省理工學院,1975 年獲建築學士學位,1976 年取得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碩士學位,隨即被獵人頭公司找去波士頓顧問公司擔任經濟顧問。他在 1978 年返回以色列擔任公職,1982 年擔任以色列駐美國大使館公使,1984 年至 1988 年納坦雅胡擔任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也就是在這段派駐紐約時期,與前總統川普的父親 Fred Trump 成為好友。 川普總統在四年總統任期間,將美國對中東政策一味向以色列傾斜,包括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把美國大使館從特拉維夫遷移到耶路撒冷、不再指責以色列擴張在西岸與東耶路撒冷的猶太屯墾區、承認以色列從敘利亞手中軍事佔領的戈蘭高地的領土主權、要求巴勒斯坦接受美國與以色列提出的和平方案、對巴勒斯坦的抗拒祭出外交制裁、經濟封鎖等。 為了以色列的外交破冰,川普盡一切力量促成海灣理事會(GCC)成員多個國家與以色列建立正常化關係,甚至信口開河,承諾將蘇丹從包庇恐怖份子國家名單中去除,承認摩洛哥對西撒哈拉軍事佔領的領土主權等。 到了執政後期,美國川普總統儼然成了以色列的外交部長,完全置美國國家利益於不顧,投注無數外交資源,替以色列外交破冰開路,例如川普女婿庫許納,穿梭中東各國不是達成美國的戰略目標,而是為以色列的國家利益與外交利益在奔走,更遑論在歐巴馬卸任前,決定將每年給予以色列的無償軍事援助,從30億美元提高到38億美元(相當於1100億新台幣)。此等差別待遇,對於同樣是以美國馬首是瞻的台灣,只能心生羨慕。 或許連納坦雅胡自己都無法想像,他的世交——美國好友 Fred 的兒子 Donald,竟當上美國總統。這並不是唯一的巧合,更巧的是在川普任期的最後一年,全球爆發世紀瘟疫 COVID-19,而優先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COVID-19 疫苗核准上市的製藥廠是美國 Pfizer 大藥廠,而該藥廠的執行長是美國籍希臘猶太裔Albert Bourla!
▲ Pfizer藥廠執行長猶太裔Albert Bourla。(圖/路透) 美國猶太人在政治上是以色列最好的外援,當然盡其所能幫助以色列優先取得疫苗。緊接著 Pfizer-BioNtech 、其次 Moderna 生技公司陸續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候選疫苗核准,兩者皆為 mRNA 疫苗核心技術的擁有者。Moderna 創辦人 Robert Samuel Langer, Jr. 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學院教授,而納坦雅胡則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傑出校友。 有這樣巧合的天時地利人和,我們也不難推測,當 COVID-19 疫苗發展出現突破性進展時,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能在第一時間直通 Pfizer藥廠執行長 Albert Bourla,在關鍵的 17 通電話通聯中,讓飽受疫情衝擊的以色列,優先其他各國取得足夠數量的 COVID-19 疫苗,並在 2020 年 12 月,派國籍航空專機從美國直接取貨運送回以色列,成為世界首批開打疫苗的國家之一。 **納坦雅胡(政府)的國際人脈,幫助以色列率先取得疫苗。**以色列良好高效率的公衛醫療系統與對真實世界數據的掌握,也讓納坦雅胡政府成功說服Albert Bourla的Pfizer團隊,以色列能夠在短時間內達到高比例疫苗注射人口,並搶先發表疫苗對疫情預防及發展的研究成果,不僅能在商業策略上幫助Pfizer,也能幫助全人類看到疫情終結前的曙光。 如此振奮人心的發展,很難想像以色列在疫情爆發初期,曾是名列染疫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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