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
万川
王
王越洲
诗
诗逸
万川：在上海的经历中，万川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苏北人，这源于上海人能够听出他的口音。在此之前，他从未有过“苏北人”的概念，苏北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没有特定的认同感或歧视性。他认为苏北的概念是到上海后才形成的，是‘族群取决于足迹’。他从地域、语言和苏北人自身视角三个维度解释了苏北的概念。从地域上看，苏北指长江以北地区；语言上，苏北对应江淮官话区域；从苏北人自身视角看，苏北指连云港周边的几个城市，没有特别的认同感或歧视性。
诗逸：上海话吸收了大量宁波话，但对苏北话的吸收相对较少。上海话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不同方言之间的竞争与融合。苏北话在上海的公共场合中很少听到，更多存在于私人空间。现在苏北人在上海使用方言的情况有所改变，不再刻意压抑自己的主体性。苏北话（江淮官话）对上海话的渗透是潜移默化的，是通过碰撞融合被动进入上海话语境的。一些上海话的词汇和语气都受到了江淮官话的影响。尽管苏北人在早期受到排斥，但由于人口众多，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对上海产生了影响。苏北人在上海的居住空间也发生了变化，早期聚居区逐渐演变，留下文化印记。上海的桃浦新村和杨浦区都曾是苏北人的聚居区。早期苏北移民在上海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与他们缺乏资本和技能有关。一些苏北地区的人在上海从事特定职业，例如扬州的修脚和洗浴行业。苏北人在上海的职业和社会地位影响了人们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尽管苏北人内部存在差异，但在面对外来歧视时，他们会形成群体认同。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苏北人的歧视现象有所减弱，这与上海经济发展和移民政策变化有关。早期苏北人对上海的想象可能受到媒体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想象会发生改变。苏北地区长期以来社会生态恶劣，导致人们对苏北人的刻板印象。苏北地区社会生态的恶劣也导致了人们对苏北人文化水平的偏见。苏北人历史上具有强烈的武德，这与人们对他们粗野的刻板印象有关。一些苏北人在上海获得了成功，例如顾竹勋。人们对上海的想象，特别是民国时期的上海，往往受到媒体的影响，而苏北人在上海的生活则被忽视。上海的现代性是多元复杂的，不能只关注其繁华的一面，而忽略了普通人的生活。
王越洲：对不同族群的偏见，例如对河南人的偏见，与对苏北人的偏见有着类似的根源。消除歧视的关键在于将对方视为个体，而不是刻板印象。标签和身份本身并无褒贬，但我们应该透过标签去认识个体的复杂性。我们应该对来到上海的人以及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更有同理心。一个好的文化是包容的，而不是排斥外来文化。“苏北人”的概念是在上海被建构出来的，并非一个基于明确地理或行政标准的概念。“苏北人”的概念是一种文化人造物，是历史力量复杂交汇的结果。即使在今天，很多苏北人仍然会掩盖自己的出身，这反映了历史遗留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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