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的故事因缺乏直接的中文文献证据,且书中遗漏了长城、茶叶、汉字等中国标志性事物,导致学者们对其真实性产生质疑。此外,他在中国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进一步加剧了争议。
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官职并不高贵,可能不为当时的人所重视。他自称在扬州做过官,但缺乏史料佐证,且他提供的投石机技术协助蒙古大军攻陷襄阳的说法已被证实不实。
马可波罗行迹中遗漏了长城、茶叶、汉字等中国标志性事物,且他自称在扬州做官和提供投石机技术的细节缺乏史料支持,这些都引发了学者们的质疑。
杨志久在1941年从《永乐大典》的残片中找到了一份元朝驿站的公文,记载了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的三位波斯使者的名字,这与马可波罗行迹中的记载相符,提供了独一份的典籍证据。
马可波罗在1296年热那亚监狱中与文学作家鲁斯蒂切洛合作,由马可波罗口述,鲁斯蒂切洛记录成书。书稿完成后,马可波罗获释回家,书名为《环语记》,后被改名为《马可波罗行记》。
马可波罗来中国时,长城的绝大部分已成为荒芜的遗迹,且长城作为中国的象征是明长城修筑以后的事,因此他在行迹中没有提到长城。
德国汉学家傅汉斯通过研究元、波斯、威尼斯的货币度量衡换算关系,并将不同手稿和版本中的数据与中方史料对照,认定马可波罗记载的经济数据不仅可靠,而且能精确到具体年份。
马可波罗行迹成书于印刷术发明之前,原始版本早已失传,流传中产生了近150个抄本、翻译本和印刷本,内容不完全一致,导致版本多样。
马可波罗行迹主要描述了他与父亲、叔叔从威尼斯到元大都的沿途见闻,记载了忽必烈的相貌、家庭、都城、宫殿、节庆、战争等,以及元朝的政府部门、驿站交通、经济商贸和社会事务。
马可波罗行迹被称为《百万》是因为马可波罗的绰号“百万”,他喜欢吹嘘元朝的人口、物产和税收都是百万级,且波罗家是威尼斯的百万富翁,这个名字有助于吸引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