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33 我够了么——助人者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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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Wisdom of Trauma这部纪录片，沉寂了一段时间，在安心写新书的Gabor Mate又在网络上活跃起来。他是一名匈牙利裔的加拿大临床医生，退休之前，他一直在全球药物滥用最恶劣的街区工作，他研究创伤、成瘾以及社会更迭、系统和制度带来的个体痛苦，他探索多年的免疫疾病，癌症，ADHD以及各类成瘾、情绪问题，以及从去年开始在网络上系统为大家讲解同情心的问询工作，对治疗师、临床医师以及心理工作者影响巨大。 我个人还认为，无论是后资本主义从药物滥用的街区，再到尽可能保持原始文明的热带雨林中的疗养院，他的工作一直坚持以一种社会的观点看待个人，并没有如很多在疗愈或心灵修复领域的工作那样的将人与文化、社会、精神、身体以及历史分隔开。从这点上来看， 他反而在这个领域显得与其他人格格不入。他社会性的看待个体，家庭以及成瘾问题，倒是让他——一个深入丛林和街道的临床医师——充满着马克思的精神。

影片链接https://thewisdomoftrauma.com** 他最近在心理治疗网络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新的文章。讲述的是如他一样的治疗师或医生遇到的问题，他将它称之为helper syndrome——助人者综合征。我将它翻译出来，并且在这期节目为你朗读。是因为，我觉得在从事教育性戏剧的人群中，大多数人也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这种奇怪的“病症”。你需要极大的同理心来面对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有时，你的力不从心，并非来自于我们经常认为的：我的同理心不够了。而是当我们对别人施放了更多的仁慈，同情和宽容时，我们忘了：我们自己也需要这些。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对自己太过于苛刻，想要解决解决不了的问题，想要理解自己也许理解不了的问题，想要帮助别人，却忘了自己，当我们想要帮助自己时，才发现，这个自己才是最需要帮助的。 在文章中，他提到——助人者经常会问自己“我自己做的足够了么？”，而他的朋友——同时也是一位十分重要的创伤专家Peter Levine问他了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我自己够么？”Am I enough？这个问题，蕴藏着一种智慧，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也许助人者自助，也许别期待他人协助助人者更重要（这当然不意味着助人者不应该去寻求帮助，但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往往是I am NOT enough的症结。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帮助别人的人。 助人者综合征——我们什么时候就够了？ Gabor Mate / 2021年9月 原文链接：https://www.psychotherapynetworker.org/magazine/article/2577/helper-syndrome** 当问题无法解决时——通常问题出现时它们看起来是无法解决的——我们这些治疗者面对的窘境是：你要试图解决无法解决的。这个窘境是我们作为治疗者根本的痛苦来源。试图解决无法解决的、试图控制无法控制的，为我们带来巨大的压力。 然而，虽然你会疲惫，同情本身是不会匮乏的。没有人会因为同情过多而感到疲惫。同情是我们内在本质的一部分，而我们不会因为做自己而感到疲惫。事实上，我会说我们恰恰是因为做不了自己而感到疲惫。问题并不是我们为当事人提供了太多同情，而是对自己缺乏同情。 谁说你必须要控制那些无法控制的东西呢？无法控制的定义就是你没办法控制它啊，无法解决的问题，其本身定义就是它不能被解决。但，当你不能控制无法控制的东西时，你的感受是什么？当你不能解决无法解决的东西时，它如何定义了你呢？这些问题值得被讨论。 很多年前，我飞到秘鲁去带领一群医护专业人员进行心灵修复。来自全世界的精神病学家，治疗师，咨询师和内科医生参与到由秘鲁的萨满医师主持的古老仪式中。 在过去几年，我一直不间断的带领人们来到这种修复心灵的疗养中心，并且见证了很多人从中获得转变，恢复了精神健康。我的任务是帮助他们从他们自己的经历中重建一些意图，并且在这之后帮助他们阐释和整合在仪式中他们经历的东西。对于这个任务我已经十分熟练，但我从未有过和那些参与者一样的深刻的萨满体验。所以这次我来到这个疗养中心，没有想太多我能中获得什么。第一晚仪式之后，我和23个参与者待在帐篷里。六个萨满医师走进来，开始吟唱。帐篷外，动物在嚎叫，蟋蟀在歌唱，小鸟在谈话。当然，我什么也没感受到。 第二天早上，那些医师找到我说“你不能参与到仪式中。你有太多阴暗的、稠密的能量，我们的吟唱无法刺穿它，不仅如此，它还影响到了其他人从中受益”。这是我自己的工坊，他们却把我开除了！之后，我完全和其他参与者隔离开，在接下来的五个仪式中，其中一个医师单独和我工作，而其他人一起工作。

                                            两本Mate书籍的中文译本** 他的新书《正常的神话：有毒文化中的创伤、疾病和修复》英文版将于2022年2月出版**

这些萨满仪式一点也不了解我——不知道我作为一个犹太人出生在匈牙利，并且在头一年的人生经历中生活在纳粹的占领区。他们不知道我家庭被屠杀的历史。他们只是简单的感受到我身上的能量，然后告诉我“你小时候有个巨大的伤疤，你还没有痊愈”，他们进一步说“你和很多遭受创伤的人一起工作，你吸收了很多他们的能量，你没有清除掉它们”。 当工作坊结束时，他们欢笑的告诉我，当他们知道这批人是来自全世界的专业人士时，他们以为他们的工作会容易些，因为他们期待这些人会照顾好自己。但他们却是与他们工作过的所有人当中，最难的一群。没有一个人关注如何清理自己的压力。 在你参与的治疗性的项目中，有多少培训是关于清理你自己的能量的，然而你却每天都在吸收来自你当事人的压力和创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同情自己。因为问题不在于我们如何对他人保持同情，而是对自己。我们总告诉自己要解决无法解决的。 助人者综合征** 像这些医师尖锐指出的那样，我的婴儿期的确给我留下了巨大的伤疤，我的确也没有完全将它清楚。这意味着我会将这个经历带到我所做的任何事中。 我的生命始于一种威胁。为了要救我的命，我妈妈在我一岁的时候将我送给了别人，有5、6周我都没有见过她。我接受到的信息是：我不被需要。这当然不是事实。妈妈将我交给陌生人是最勇敢和最充满爱的行为。但这不是一个婴儿阅读到的。 你知道么？如果你认为自己不被需要，你会做什么？你会去学医。你要合理化你的存在。我们所有人的问题是：坚信我们要合理化我们的存在。问题在于，我们认为仅仅出现是不够的。 我的朋友彼得.莱文最近和我讨论一个我确定我们都问过自己的问题：我做的够么？大多数人可能会说“是的，我做的够多的”。然后彼得问了另一个问题：我自己够么？（Am I enough？我自己满足么？够么？这是个深刻的问题。如果你不认你为自己足够多，如果在你早期经验中，一些人教给你：你不够多，一种补偿它的方法就是成为一个助人者。 我们这些助人者会承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试图解决无法解决的、控制无法控制的。我们有助人者综合征。它当然不总是来自于糟糕的境遇。它有可能以更隐晦的、社会期待的方式传递到我们身上。实际上，我们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相信“我们还不够”来运行的，我么你需要集聚更多的特质和成功来证明“我是足够的”“满足”的。 我曾经一次和我的一位老师吃饭，范德考克，他说“Gabor您为什么总是要带着奥斯维辛到处走”，换句话说，我不用一直用我童年糟糕的经历来定义我自己。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他的意思。我头脑能明白，但它花了一些时间才通达我的心。很长时间，我都带着早期经历定义的自我和对世界的理解生活——包括带着“我不够”的信仰。但我没有必要余生都拽着它。 你到底拽着的到底是什么？这是产生了同情匮乏的原因。所以我们必须问自己“如果我不是个助人者，我是谁？” 你可能不会很快获得答案。但我想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多大程度上被我们的身份定义了自身。如果我们在离开了帮助者的身份，或者处于一种危机中，从而开始挑战帮助者的身份，那么我们是谁？这就是我们到处拽着的东西。

部分莱文与范德考克著作的简体中文译本** 半透膜**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和创伤人群一起工作，也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与他们的创伤与成瘾能量产生共鸣。如何在能不完全吸收这些能量的前提下，仍然与他们工作呢？ 一个极端的现象是，有些人会变得像一个坚硬的牢房(cell)，被墙壁包裹，将他人的痛苦拒之门外。这很普遍，特别在医疗领域。但这是个防御性的回应。这个专业人士和他人之间的屏障意味着专业人士实际上并不能看见和感受到当事人的痛苦。它将你变成了知道问题在哪的专家，并且知道你要来解决它。这种态度经常会在面对创伤时出现，它会伤到很多人。 人类细胞（cell）也有一个保护的包裹，但它不是坚硬的：它叫做半透膜。它允许部分东西穿越进来，但同时也将另一部分阻挡。从情感角度上来说，我们需要发展这个半透膜。我们需要感受当事人的痛苦，但不能让它驾驭我们。我们的同情需要向他们流露，于是修复才成为可能，但同情也需要反过来流入我们自身。我们的工作不是解决无法解决的，而是帮助当事人具备精神力量来活在那些无法解决的事物的当下，面对他们生命中无法解决的部分。 五个同情的层次** 为了帮助我自己，我将同情分为五个层次，来帮助支持当事人的成长，这不是一个图解的模式，而仅仅是我看待它的方式。 普通的人类同情——说它普通并非一种责难。这只是我们内在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当你痛苦时，你的痛苦伤害到我。 作为好奇和理解的同情——仅仅为那些遭受痛苦的人感到难过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试图理解他们的故事。新冠疫情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看到这个生存的危机和社会灾难在人们内在召唤出了什么，然后努力在这上面工作，特别是在它们意味着什么上工作。我们是通过好奇和理解来做到这点的。 作为认识的同情——它是说：我与和我一起工作的人没有什么差别。这是我通过在温哥华下城的东街区工作中认识到的，这里是全世界的一个毒品泛滥中心。在那里，我花了12年与高创伤人群工作，他们往往在童年遭受过虐待，而现今无家可归。 我和她们不同的是：我出生在一个远比他们家庭正常的的环境里。我属于中产积极。我的工作为了提供了很多补偿，等等。我妄自菲薄，但要谈到我身上承受的痛苦，以及我通过外部活动来安慰自己，以及我撒谎和欺骗的习性来说，我和我的当事人简直太像了。 有了认识的同情，决定看到我们身上的相似点，意味着我们只是两个人——两个经历了逆境的人，并没有谁比谁的逆境要“高级”。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是在用我的自我学习以及我的专业训练来帮助你。 作为真相的同情——大多数我们称之为失调或精神健康问题大都来自于人类依赖的补偿和适应性，于是他们感受不到来自创伤的痛苦。所以，人们展现出的多面往往并不是自己设计出，而更多的是为了防御的一种适应性。当你开始近距离观看它们时，他们的痛苦会慢慢的显现。我们的同情不应加强这种防御。这是我叫做真相的同情的东西。 作为可能性的同情——这最后一种形式的同情也是对我来说最难的。在你看不见他人的痛苦或历史时，它会出现：你看到你面前的人类的本质现实。要想做到这点，你需要一双十分清明的眼睛。如我描述的那样，我拖拽着范德赛克看见的我，一些我放不下的东西，同时是我看不见的东西。他能够看到我能够摆脱它的可能性，我把它叫做作为可能性的同情。 为了清理自身，我们需要做很多，因为只要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无法具备修复的能力，我将会将它投射到他人身上。我可以说我相信这种可能性，但我需要体验它，并且让它在我自身运转起来。这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 后期 | 曹曦 编辑丨曹曦 音乐丨曹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