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认为,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感知方式和主体性。在口述传统时代,人们集体接受故事,故事在传播中不断变化。印刷术的出现导致小说成为一种个体化的阅读体验,促进了专注和思考能力的发展。然而,电影和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使得艺术品可以大量复制,人们的感官体验也发生了变化,注意力分散成为常态。本雅明将电影比作现代公民的训练场,它是一种集体性的观影体验,但这种体验是注意力分散的。他认为,艺术品的机械复制改变了艺术家的创作理念,艺术家需要考虑利润和可复制性。艺术商品化改变了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在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们不断受到短暂的图像、声音和气味的影响,处于持续的注意力分散状态,专注和思考变得困难。本雅明认为,注意力分散的大众通过习惯而不是深思熟虑来理解世界。他担忧通过电影等媒介向大众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也肯定了新技术的解放潜力。他认为,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与被动观看相结合,可能会强化特定政治意识形态,资本主义背景下,电影的资助者会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影片。他认为,注意力分散、艺术品机械复制以及大众传播技术共同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历史上艺术通常与宗教或传统联系在一起,而现在艺术可以被批量复制和销售。艺术的意义可以被任意解读,大众成为艺术的评论家。艺术从“仪式性艺术”转变为“展览性艺术”,并具有内在的政治性。新技术使得艺术的政治化和大众传播成为可能,这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武器。现代社会不再是深思熟虑的政治时代,代议制民主面临危机,权力者可以直接与大众沟通,代表人物的作用被削弱。政治领袖的光环也逐渐消失,他们可以直接与大众沟通。大众通过屏幕上的图像可以直面自身,更容易认同自身为大众群体的一员。屏幕上的图像可能会塑造大众的主体性,导致大众生产的社会存在。电影和电视等媒介容易被用于政治戏剧或宣传,不同的拍摄角度会呈现不同的图像,而大众看到的只是被设计好的图像。在社交媒体上,信息传递缺乏细致的观点,只传递意识形态。权力者通过简短信息向大众传递信息,这并不理想。法西斯主义试图组织新无产阶级大众,同时保持财产关系不变。技术影响着人们的方方面面,本雅明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体验的可沟通性越来越弱。一战士兵回国后难以表达战争经历,这体现了技术对沟通的影响。现代技术可能会对人们的沟通能力产生类似的影响,导致人们难以分享自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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