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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员
主持著名true crime播客《Crime Junkie》的播音员和创始人。
@播音员 ：在19世纪美国内战之前，一群废奴主义者并没有消极地等待奴隶制的结束，而是主动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跨越多个州的网络——地下铁路，来帮助逃亡的奴隶获得自由。这个网络并非由上而下，中央控制的组织，而是早期去中心化网络的典范，成员之间甚至互不认识。
地下铁路的运作方式十分巧妙，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地下’或‘铁路’，但却是内战前帮助奴隶获得自由的最重要努力之一。它的组织方式和运作模式在历史上都堪称巧妙。
美国对奴隶制的反对始于奴隶制本身。1780年，宾夕法尼亚州率先通过了逐步废除奴隶制的法案，为寻求自由的人们提供了明确的目的地。早期的废奴努力大多是个人和自发的，而不是协调一致的。逃亡的奴隶通常会得到同情者的帮助，提供食物、住所或方向指引。
1793年的逃亡奴隶法是地下铁路发展的一个关键催化剂，它虽然旨在压制反抗，却反而加剧了抵抗运动。该法案规定，即使逃亡的奴隶到达自由州，也必须被送还给奴隶主；奴隶主可以在美国任何地方抓捕逃亡奴隶；当地治安法官必须审理此类案件；逃亡奴隶几乎没有任何法律辩护机制；而且只需要最少的法律文件就可以声称某人是逃亡奴隶。
这意味着到达自由州不再是获得自由的保证，自由州的执法部门有义务遣返被抓获的逃亡奴隶。该法案虽然旨在保护南方奴隶主的经济利益，但却适得其反，激起了强有力的有组织的抵抗运动。
19世纪初，贵格会废奴主义者和非裔卫理公会教堂积极参与帮助逃亡奴隶。由于逃亡奴隶法，帮助逃亡奴隶的人不能公开讨论他们的行为，信息是在个人之间秘密传递的，没有一个集中的组织来协调行动。地下铁路的组织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历经数十年，人们秘密地发展路线、安全屋和密码系统。
密苏里妥协案和纽约完成逐步废除奴隶制，加强了北方作为自由地区的形象，“地下铁路”一词也出现在这一时期。1831年，一名逃亡奴隶的逃跑事件首次使用了“地下铁路”一词，加拿大成为重要的最终目的地。英国废除奴隶制后，加拿大为逃亡奴隶提供了真正的法律保障。
1850年的逃亡奴隶法加剧了地下铁路的危险性，但也激发了废奴主义者的斗志，使地下铁路更加有组织和秘密。19世纪50年代是地下铁路最活跃的时期，逃亡奴隶数量最多，地下铁路的运作方式并非单一。大多数逃亡奴隶来自边界州，地下铁路和废奴主义运动主要发生在北方。
地下铁路有几条主要路线，路线会根据危险或机会不断变化，还有一些通往加勒比海岛屿和墨西哥的路线。地下铁路使用铁路的隐喻来描述其运作方式，安全屋种类繁多，从简陋的小屋到富有的废奴主义者的家。安全屋的运营者可能只知道上一站和下一站的运营者，信息是分隔的，以防止整个网络被破坏。旅行大多在夜间进行，使用了代码来导航，所谓的“自由被子”的说法已被证实是虚构的。
大多数逃亡奴隶是独自一人，通常是年轻男性，因为逃亡通常是机会主义的，很少提前计划。从底特律到温莎的过境是地下铁路中最危险的一站，因为它是一个交通要道，受到严格监控。由于地下铁路的组织结构分散，没有人真正知道有多少人在参与帮助，直到内战爆发，许多参与者的细节才为人所知。
威廉·斯蒂尔被誉为“地下铁路之父”，他详细记录了所有他帮助逃亡的奴隶的信息。哈丽特·塔布曼因其在帮助逃亡奴隶方面的努力而被称为“摩西”。利瓦伊·科芬帮助超过3000人逃脱奴隶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将自己的家作为安全屋。由于记录很少，通过地下铁路逃亡的奴隶总数无法得知，但估计在2万到4万之间，甚至可能高达10万。
逃亡的奴隶人数与当时美国奴隶总数相比，比例很小。内战爆发后，大多数联邦将军拒绝遣返逃亡奴隶，废奴法案的通过以及解放宣言的颁布，使得逃亡奴隶更容易获得自由。地下铁路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公民不服从行为之一，参与者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他人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