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陈沛文
黄
黄麒达
黄麒达：本书探讨了香港在英殖民时期和回归中国后法律制度的演变，以及由此引发的司法抗争。作者批判了“有法律就等于法治”的误区，并以纳粹法学家施米特的“双重国家”理论为例，指出在紧急状态下，法律可以被暂时搁置，但这赋予了权力机构巨大的权力，可能导致法治的破坏。他还分析了香港司法系统面临的“夺舍”现象，即司法系统表面上存在，但其运作已不受控，缺乏独立性。此外，他还探讨了香港国安案件中陪审团制度的缺失，以及法官在不公正的司法体系中面临的困境，是去是留的艰难抉择。最后，作者分析了香港的“三权合作”现象，以及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的密切关系，并介绍了两种司法抵抗模式：超合作运动和论述及意识抗争。
陈沛文：本书以清晰的框架，结合国际案例，探讨香港司法抗争的历史脉络和现状，并呼吁以更宏观的视野看待香港问题，避免将其视为例外。本书并非激进派的泄愤之作，而是以朴实的事实呈现，并探讨在严峻现实下可以采取的行动。
陈沛文：本书以清晰的框架，结合国际案例，探讨香港司法抗争的历史脉络和现状，并呼吁以更宏观的视野看待香港问题，避免将其视为例外。本书并非激进派的泄愤之作，而是以朴实的事实呈现，并探讨在严峻现实下可以采取的行动。
Deep Dive
为什么香港的司法体系在回归中国后逐渐失去了独立性？
香港回归后，司法体系逐渐失去独立性，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引入了国安法，取消了陪审团制度，并由指定的法官审理案件，导致司法体系服务于行政权力，形成了三权合作而非分立的局面。
纳粹法学家的双重国家理论如何影响了对法治的理解？
纳粹法学家的双重国家理论指出，在例外状态下，国家可以将平时的法律规范暂时悬置，由主权者决定何时恢复。这一理论被用来解释中国在处理香港问题时的法律状态，即在紧急情况下，法律可以被悬空，导致法治的实际缺失。
香港的司法抵抗运动有哪些主要模式？
香港的司法抵抗运动主要有两种模式：超合作运动和论述及意识抗争。超合作运动通过法律系统的各个环节，如律师、学校等，用正规方法逼迫法官交代法律依据，进行法律改革。论述及意识抗争则是在法庭上充分利用申辩时间，进行慷慨的论述和意识形态说明，即使不关心能否胜诉，也要传达抗争理由。
为什么新闻自由对司法独立至关重要？
新闻自由对司法独立至关重要，因为司法部门有许多不便公开的事情，需要新闻媒体来曝光。如果新闻不自由，媒体不敢报道大是大非的事情，法庭就会孤立无援，司法独立难以运作。
作者如何看待香港的司法现状及其未来？
作者认为香港的司法现状相当令人悲观，司法独立已不复存在，司法体系服务于行政权力。但他也指出，通过比较研究方法和宏观视野，可以看到即使在绝望状态下，律师和NGO仍能发挥创意进行抵抗，未来仍有可能性。
本章探讨了“有法律就有法治吗”的迷思，引用纳粹法学家施米特的“双重国家”理论，指出法律的存在并不等同于法治，法治具有程度之分。同时，本章也探讨了香港法治的现状以及其历史演变。
- 纳粹法学家施米特的“双重国家”理论
- 法治具有程度之分，并非非黑即白
- 香港法治的现状及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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