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我主要研究知识分子,关注个体命运,而非宏大结构。我的三部曲《家国天下》、《安身立命》、《有为有首》分别从思想史、个人修养和社会文化角度探讨知识分子。民国时期,上海的知识分子和商人群体互动密切,共同塑造了市民社会。以杜月笙为例,他并非单纯的黑社会头目,而是通过调解劳资纠纷、参与社会事务等方式,在上海市民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地方维持会由史量才、王晓籁、杜月笙、黄炎培等商界、学界和社会活动家组成,体现了市民社会的自治力量。然而,这种市民社会在抗战后因恶性通货膨胀和国民党政府的打压而衰落。中国现代化并非单纯由知识分子领导,而是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共同推动。但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总是做出错误的决定,导致企业家群体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发展,无法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
陈赢: 我从商业角度看待许纪霖教授及其著作,认为其持续影响力源于创新能力和知识精英的认可。民国时期,上海的商业群体对社会发展有重要贡献,但最终未能延续。我关注民国时期商业群体与知识分子、国家命运的联系,以及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发展差距的原因。我认为未来商业文明将继续推动社会进步,学者也应更多关注商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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