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良英等科学家被共产极权意识吸引的原因包括:1) 早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外宣影响,特别是斯诺的报道;2)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共产党在抵抗日本侵略中的表现赢得了广泛支持;3) 他们对民主和人权的理解不够深刻,容易被共产党的宣传所迷惑;4) 共产党使用了非常有技巧的欺骗手段,使得许多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误以为共产党是真正的民主和人权的捍卫者。
许良英的三大主要贡献包括:1) 爱因斯坦研究,特别是编译《爱因斯坦文集》;2) 科学史研究,特别是在民族启蒙和民族理论方面的研究;3) 民主的历史与理论研究,特别是在推动中国改革和民间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爱因斯坦文集》在中国能出版的原因包括:1)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开始逐渐开放,思想界出现了改革和启蒙的氛围;2) 许良英在编译过程中坚持学术质量,文集内容不仅包括物理学,还包括哲学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论述,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影响;3) 该文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部分内部出版,后来在四人帮被抓后公开出版,得到了胡耀邦等高层领导的支持。
许良英逐步摆脱对毛泽东、共产党、马克思的迷信的过程包括:1) 1974年,四人帮事件打破了他对毛泽东的迷信;2) 1989年,六四事件打破了他对共产党的迷信;3) 1990年代,他对马克思的迷信最终被放弃,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本质。
1989年的镇压对许良英的思想转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镇压使他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特别是共产党的暴力手段。在此之前,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还停留在抽象层面,而镇压事件让他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党的性质。
许良英在推动中国民主和人权方面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包括:1) 编写和出版《爱因斯坦文集》,传播民主和人权的思想;2) 参与反右问题的纪念会和写公开信呼吁释放政治犯;3) 与政治犯保持联系,为他们提供支持;4) 撰写和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文章,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性。
许良英的《民主的历史》一书主要探讨了:1) 中国的民主启蒙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对民主和人权的讨论;2) 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和人权的理解和实践;3) 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可行性,强调启蒙的重要性;4)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特别是新权威主义与民主制度的对比。
许良英与许成钢在政治和经济改革问题上的观点不同:1) 许良英强调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认为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2) 许成钢最初不认同这一观点,认为经济改革可以独立进行,但后来在事实的冲击下逐渐接受了父亲的观点;3) 许成钢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而许良英更多从人权和民主角度出发。
许良英的一生可以划分为两条线:1) 毛泽东、共产党、马克思战胜了爱因斯坦,即他在早期对共产主义的迷信;2) 爱因斯坦反败为胜,即他在后期逐渐摆脱迷信,回归对民主和人权的信仰,成为自由思想的启蒙者。
一部在中国大陆未能出版的中国科学家许良英的半部自传--《幻想-挫折-反思-探索 ---许良英未完成的自传》近日在纽约博登书屋出版。许良英之子、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钢告诉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他父亲92岁人生的三大主要贡献是爱因斯坦研究、科学史研究、和民主的历史与理论。但他曾迷信毛泽东、共产党和马克思,在经过了漫长的挣扎后才走出这三大迷信。 “四人帮”事件打破了他对毛的迷信,“六四”事件打破了他对共产党的迷信,最后在1990年代他放弃了马克思迷信。许成钢说,这部父亲未完成的自传实际要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 为什么共产极权意识对包括许良英在内的科学家总是有如此大的诱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