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11月19日，一场大火吞噬了深圳葵涌镇致丽玩具厂，87名（另说81、84人）工人在这场大火中丧生，其中85名均为女性。另有50余人（另说40余人）留下了终身的残疾与创伤。
这场大火给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梦想留下了永恒的伤疤，也让我们看到广大的农民工人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付出的惨重代价。TA们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汗托举起辉煌的特区经济，却始终是历史地表之下的“无名之辈”，在这之前主流社会从未向TA们投去一瞥。火灾发生后，学者常凯进入现场，在女工宿舍发现了日记、书信、请假条等纸张，最后整理出230余封女工的书信。这些书信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她们从乡村来到城市后的工作、收入、生活、感情等情况，向社会发出了她们自己的、真实的声音**。
城市务工乡村女性是城市新生代的边缘群体，她们怀抱着希望与梦想，或为改变个人/家庭生活、或为反抗家庭控制，背井离乡，外出务工，成为自己生活的“积极行动者”。对主体性的追求给了她们一双翅膀，然而欲振翅的她们常常难以飞过家庭与工作、乡村与城市之间的鸿沟。女性与农民的双重身份注定了务工之路的坎坷崎岖，她们不得不直面户籍制度产生的区隔、异性的骚扰、劳务市场的性别歧视等现实。同时，目前大多数工厂尚处于低信任阶段的管理阶段，易陷入“地方专制主义的工厂体制”的模式之中，非人性化管理、超时劳动、低工资、宿舍环境恶劣等问题仍然是城市务工农村女性面对的挑战，据调查，女工中普遍存在各类慢性疾病如背痛、眼部疲劳、头痛、痛经等。不仅如此，严苛工业化工作与工厂的时间规训也会压抑心灵，“劳动异化”现象屡见不鲜。
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中产阶级女性觉醒的光芒背后，是城市务工乡村女性阵痛的阴影。她们无法表达自己，只能被表达，无法代表自身，只能被代表。我们熟知的“她们”是惨痛社会事件的受害者，是潘毅笔下可怜的、逆来顺受的、备受压抑的“绝望主体”，是《外来妹》中赵小芸、阿芳、风珍等面对城市手足无措的年轻女性……谁应该说话、谁可以说话、谁应该为谁说话是很复杂的问题，叙述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而城市务工乡村女性长期处于被叙述的地位，缺乏话语权和言说的能力。
但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浮出历史地表，被社会看见，越来越多的城市务工乡村女性通过社交媒体记录生活、维护权益、建立社群。似乎无须引证斯皮瓦克的发问：Can the Subaltern Speak？她们始终在发声：85年出生于辽宁的女工段玉在“尖椒部落”网络平台发表“给女儿的一封信”：我希望你是女权主义者；2017年在工友之家的“打工春晚”上，深圳绿色蔷薇女工的原创剧本《红》“爆红”；2017年妇女节，来自多个公益组织的女工们相聚深圳，以自己的方式庆祝节日，“拒绝被代言”……城市务工乡村女性讲述生存之痛，但拒绝苦难标签，展现了生活的美好与生存的尊严。
城市务工乡村女性们都有相同的梦、相同的背景、相同的生活，以及相同的“无法进入城市”的体验。她们需要集体的发声，但也需要个人的自我表述。群体经验不能消融个体叙事，每一个「她」都有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内心世界。
为了让世界看到真实的、作为个体的「她」，「城市务工乡村女性深度访谈」**活动期待能够创造为自己发声，为女性发声的平台，让世界听到我们自己的、有力的声音，与生动的、真实的生命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