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
卜伟华
吕
吕宗立
吕宗立：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情况复杂，涉及时间跨度长、地区差异大、起因多样、最高领导层态度不明确等多个方面，目前学界研究较少，对很多细节不清楚。
卜伟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也是一场全面内战，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试图实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不惜以打乱党和国家正常秩序为代价。1967年1月，各地造反派夺取了党政财文大权，但并未建立稳定局面，反而陷入派性斗争。1967年春夏之交，各地爆发大规模武斗，甚至出现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现象。毛泽东预期的全国全面内战在相当一部分地区成为现实，武斗由棍棒石头发展到枪炮，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文革武斗主要有两种形式：对被批判对象进行武斗和不同群众组织间的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最初指的是针对被批判对象的武斗。文革中被批判的对象主要包括“走资派”、“反动权威”和“牛鬼蛇神”。对被批斗对象进行武斗并非文革首创，历次运动中都存在，但在文革中愈演愈烈。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618事件”标志着文革中群众暴力行为的出现，刘少奇试图控制局面，毛泽东则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工作组撤销后，武斗之风蔓延，破四旧时达到高潮。文革中公安、检查、司法系统受到冲击，非法拘禁、关押、审讯普遍存在。文革中不同派别群众组织间的武斗在全国普遍发生，造成社会大动荡，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文革初期，群众对单位领导人和工作组的态度和观点分歧，导致两大派别的形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群众中普遍出现观点对立，保守派和造反派形成。66年底，重庆和上海出现大规模武斗，武斗手段逐步升级。许多群众组织为武斗抢劫解放军军火库，甚至使用大炮坦克等重武器，武斗一直持续到68年秋天。“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源于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反映的吴天石夫妇被批斗致死事件。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夫妇被批斗致死，促使江渭清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江渭清向毛泽东反映了吴天石夫妇被批斗致死事件，毛泽东同意“要文斗不要武斗”。上海康平路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大规模群众武斗之一，工总司打垮赤围队，成为上海运动主力。重庆大天湾体育场武斗发生在康平路事件之前，规模更大，卷入人数超过十万人。1967年1月新疆石河子事件是全国最早使用枪支进行武斗的事件，造成27人死亡，78人受伤。石河子事件的性质在文革前后发生了变化，最初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被重新定性为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新疆石河子事件是文革中最早使用枪支的武斗事件，也是死人较多的事件之一。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武斗事件发生在广西和四川。1968年广西南宁武斗造成1470人死亡。1967年四川芦州武斗造成1500多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四川福林武斗中，红帽派被围歼，造成一千多人死亡。广西河池凤山县武斗造成1016人死亡。在文革武斗盛行的时候对立的群众组织之间互相抓到对方的人进行虐待搞逼供性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广西南宁武斗后，9845名俘虏被抓获，其中7012人被交给各县处理，2324人被打死。四川江津武斗中，九七派杀害红总派15名俘虏中的8名。从1967年春夏之交全国大批出现五斗现象发生大规模五斗事件，造反派开始抢夺解放军的枪支。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多次强调不许武斗，但收效甚微，因为总的指导思想是支持造反派夺权。“文攻武卫”口号对各地造反派大搞武斗起到了鼓励作用。中央文件明确规定要给造反派发枪，武装左派的问题最早由毛泽东提出。196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谈话中提出要将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毛泽东提出武装左派是因为武汉地区保守派力量强大，造反派处于劣势。毛泽东同意湖南准备武装一万工人左派，并表示上海准备武装十万工人也很好。毛泽东对武斗采取纵容甚至鼓励的态度是武斗之风能够刮遍全国的主要原因。“文攻武卫”和“武装左派”口号加剧了全国动乱。毛泽东对被批斗对象的武斗和对群众组织间的武斗态度不同，对前者表示反对，对后者则有放任或纵容。毛泽东反对对干部进行法西斯式的审查和刑讯逼供。毛泽东对武斗的否定并非一贯的，有时会放任或纵容。“好人打坏人活该”的说法流传广泛，但缺乏正式文本，其约束力有限。毛泽东对周恩来提出的“要稳斗不要武斗”的十条规定不以为然，主张放任自流。毛泽东认为一些省市委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体现了他对武斗的放任自流态度。毛泽东一方面批评把干部搞得很惨，另一方面又认为群众报复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毛泽东对破四旧中出现的任意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的现象并不重视。毛泽东对破四旧中出现的打人甚至打死人的现象表现出容忍甚至赞赏的态度。毛泽东在北京出现打死人事件的情况下，仍然认为北京乱得不厉害，体现了他对暴力的容忍。北京文革初期打死人最多的时期是8月底到9月初，城区打死840人，郊区农村打死684人。毛泽东对群众组织间武斗的态度是事先没有想到，后又认为武斗有两个好处：积累作战经验和暴露坏人。毛泽东对清华大学武斗采取“四不”政策：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毛泽东对上海砸上柴连丝武斗表现出欣赏态度。毛泽东对武斗的态度并非一贯反对，甚至有所赞赏，这与他提拔王洪文有关。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提出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问题，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问题。毛泽东对林彪关于群众抢枪问题的担忧不以为然，认为当务之急是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专政。毛泽东提出的“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口号对全国动乱局面加剧起到了巨大影响。
Deep Dive
本章节探讨了文革武斗的复杂性，它并非简单地遵循“文斗不武斗”的政策，而是由于时间跨度长、地区差异大、起因复杂等多种因素交织而成。当时的最高领导层对武斗的态度也莫衷一是，对国家的影响深远。
- 文革武斗时间跨度长，地区发展态势和类型各异，起因复杂。
- 毛泽东的“文斗不武斗”政策在实践中并未被完全遵守。
- 武斗对国家造成的影响深远，细节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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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