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
淡豹
淡豹：我不把自己定义为人类学研究者、专职非虚构作家或译者。我的写作和翻译是交叉进行的，对文本的兴趣和生产文本的冲动驱动着我进行多种形式的文本创作。我并不严格区分虚构和非虚构写作，只将其视为不同的写作方法。外部标签和文体分类不能等同于作者对自身的认知和掌控，它们是独立于作者创作过程的外部观察和系统。翻译《生活在写作之中》源于对詹姆斯·伍德书评中该书的介绍，以及对书中探讨的民族志写作方法和契诃夫作品的兴趣。《生活在写作之中》并非简单的写作指南，而是通过契诃夫作品，探讨虚构和非虚构写作中民族志风格的运用。阅读契诃夫的作品能够提升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并增强对生活的忍耐力。纳拉扬的写作背景以及研究方向，都影响了他的写作风格和对叙事学的关注。《生活在写作之中》并非旨在取悦读者，而是希望读者通过契诃夫的作品、人生和写作技法来反思自身。李亦云提出的“处境”和“故事”的区分，在纳拉扬的书中也有体现，这体现了民族志写作对个人经验和共享经验模式的关注。我逐渐改变了对理论和概念的认知，不再将其视为绝对的知识，而是将其视为思考和交流的工具。我深入生活细节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人们对问题的认识，而非仅仅为了追求真实感或戏剧性。安妮·埃尔诺坚持其作品为非虚构，是为了强调其作品的真实性和文化政治立场，即呼吁读者重视阶层关系的紧迫性。作者强调作品的虚构或非虚构性，实际上是在表达其文化政治立场或其他意图。Hugh Raffles 的写作风格灵活游移，反对纯净，欢迎杂糅，这与他的研究主题（动物、环境、人类记忆）有关。我们不必拘泥于现成的概念和分类，可以主动赋予词语新的含义，并创造性地运用文体。舆论世界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自身对词语的定义和对写作的意义的追求。公众对社会问题的解释需求并非只局限于人类学视角，好的非虚构作品，无论作者背景如何，都有可能影响社会。公众渴望具有民族志风格的作品，但这种渴望并非只局限于人类学领域，其他学科和文体也可能满足这种需求。具有民族志风格的写作，关注结构和能动性的关系，以及个人行动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表现。具有民族志风格的作品，往往能够体现作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情感联系和伦理责任感，从而打动读者。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可以被视为一本民族志作品，其“我”的视角并非妨碍其民族志属性，反而使其更具分析性和感染力。民族志写作的研究和写作过程是不可分割的，田野日记等材料也构成民族志的一部分。纳拉扬的分析方法是将契诃夫的描述与民族志的描述并置，以此来展现契诃夫作品中的民族志风格。许多小说都具有民族志风格，但文学批评和图书市场可能不会如此定义。与其试图去除标签，不如增加标签，让分类变得混乱，从而弱化标签的重要性。“生活在写作之中”不再是专业写作者的专属状态，而是越来越多人的普遍状态，因为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每天都在大量生产文本。写作的意义已超越工具性，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世界，丰富和提升我们的生活感知。严肃地生活很费力，如同逆水行舟，但我们可以尝试在写作中寻求意义，让写作成为一种更深刻和丰富的生命体验。《生活在写作之中》的书名有三层含义：写作者在写作中生活，写作对象活在作品中，以及契诃夫的写作及其思想对当代写作者的启示。契诃夫的写作体现了内心生活与外在生活的碰撞，细节并非固定的实体，而是缄默的事件，充满了未解的可能性。民族志写作不必解释一切，承认模糊性和未解的细节是对生活和生命的尊重。纳拉扬在书中描写梦到契诃夫并与之交谈，体现了作者对研究对象的尊重和对研究伦理的重视。
吴琦：作为文字工作者，“生活在写作之中”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命题。淡豹翻译的《生活在写作之中》一书，将民族志写作与契诃夫联系起来，引发了对写作、生活、民族志等议题的思考。节目中，我们探讨了虚构与非虚构写作的界限，以及民族志写作的独特之处。我们还探讨了如何平衡个人经验与共享经验模式，以及如何将个人故事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此外，我们还讨论了写作的伦理责任，以及如何通过写作来寻求意义和理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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